冯冠平----科技创业 亟需解决的问题

《南京日报》  (2012年3月30日  B03版【名家讲堂】)

           
        【核心观点】

        ●中国要富起来，必须让科技人员富起来，如果富人光是靠房地产、股票等等，中国就不会真正发展起来。

        ●人除了有智商、情商，还有“财商”，创业成功的一般都是“财商”很高的人。

        ●投身科技创业，做人做事一定要坚韧，对长期性、艰苦性、反复与失败都要有准备。

        【名家简介】

        冯冠平，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内科技成果转化和风险投资领军人物。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原院长，历任清华大学精密仪器与机械学系主任、清华大学科技处处长、清华大学校长助理。曾获国家教委、科委颁发的“全国高等学校先进科技工作者”奖牌和证书，国家人事部、国家教委颁发的“突出贡献的回国留学人员”奖牌和证书，并多次获国家发明奖，曾获日内瓦国际发明银奖，拥有二十余项专利，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5年里，他带领深圳清华研究院从成立之初的8000万元资产，发展到近百亿元的资产，孵化高科技企业600多家，促进150多项科技成果产业化。2012年2月27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报道《“知本家”冯冠平》并发评论员文章《让更多的“冯冠平”涌现出来》。

         A   科技工作者要从市场角度来看研究工作，看看市场应用方面有哪些可能性

        有的知识分子比较“清高”，不太愿意“致富”。中国要富起来，必须要让科技人员富起来，如果富人光是靠房地产、股票等等，中国就不会真正发展起来。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成立十几年，培养了上千位千万甚至亿万身家的人，他们都是靠科技致富的。“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坦率说，国人在创新意识上还存在很多问题。当前我们培养的学生就像流水线上的产品，虽然学习能力很强，但缺乏个性和创新。

        我想讲两个方面的创新，首先是科技工作的创新。我也是从青年科研人员走过来的，我的经验是，不创新就没有前途，哪怕为论文计，不创新也写不出高水平论文。具体来说有三方面：第一，要做前人没有做过的创新。美国伯克利大学有个规定，选题要做没人做过的。现在的年轻科技工作者要完全做到这点不太容易，但要有这种意识。第二，注重跨学科的创新。我认为跨学科比较容易创新，学科交叉也一直很受重视，当然这需要较宽的知识面。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拿清华大学来说，很多得国家奖励的项目并不是国家重点项目，而是自选项目，自选项目往往很能反映创新意识。我认为，立项应该具备两个原则，一是创新。一般像物理、化学、生物这样的基础学科，包括材料领域，更容易出创新性成果，但工科专业要想出一鸣惊人的科技成果比较有难度。如果论文发表了，但是被引用的寥寥无几，这种成果基本上是给自己看的。论文要能给人启发，能被人引用，能产生作用，这就涉及到立项的第二个原则，要能产生经济效益。比如一项成果在推广过程中解决了很多人的就业问题，给国家创造了财富，或者推动了某一个领域的科技进步。这也是我的第三点体会，要做市场需求导向的创新。我是研究传感器的，比如智能手机的“触摸屏”就靠传感器来完成，手摸上去，电容发生变化，电流也就发生变化，原理很简单，但很少人想到，因为涉及知识面广。20年前，我们曾在精度上钻牛角尖，现在回过头来看很有感触——有些研究不要太钻牛角尖，不要为了写论文、开鉴定会而追求高精尖指标，科技工作者要从市场角度来看研究工作，看看市场应用方面有哪些可能性。

         B    要为孵化企业提供三方面保证：一是支撑体系，二是投资体系，三是园区

        再来谈谈机制体制的创新。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是1996年正式创办的，创办目的有四，至今未变，一是科技成果转化，二是从事应用科学方面的研究，三是孵化高科技企业，四是人才培养，主要是企业家的培养。作为中国第一个大学跟地方政府创办的研究院，起初大家都不清楚该怎么办。先盖了一座大楼，有人说就办学算了，还有人说办校办产业，我当时想，搞校办产业不是大学的特长，而培养人才也用不着到深圳去，总之要坚持一条，走科技成果转化之路。我们的研究院，既是大学又不完全像大学，因为文化不同；既是研究机构又不完全像科研院所，因为功能不同；既是企业又不完全像企业，因为目标不同；既是事业单位又不完全像事业单位，因为机制不同。

        研究院在机制体制上明确了“四不像”，经过五六年，形成了科技创新的孵化体系，就是怎么通过创业把一个科技项目变成企业，成功经营，再通过上市、并购得到独立发展。在这条线上，我们提供了三个体系方面的保证：一是支撑体系，研究院在人才、科技、管理上为项目的转化提供支撑体系；二是投资体系，科技成果的转化周期是比较长的，如果一项科技成果转化光凭企业分红，坦率地说，本金很可能十年八年都回不来，所以一定要有退出机制和风险投资；三是园区，园区里有研发平台、投资平台、孵化平台、人才培训平台，四个条件缺一不可。现在我们投资孵化的企业成功率比较高，一是因为我们有科技支撑平台来帮他们有偿解决发展新产品中的技术问题；二是企业可以得到资金支持；三是我们有规模比较大的孵化器，比如在江苏的信息产业园，现在有15万平方米，完成后将有60万平方米，虽然收房租，但企业还是愿意进来；四是有人才培养，非学历的继续教育，这一块非常重要，因为刚创办一个园区的时候，人气一定要旺。这就是我们的孵化体系。

        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是科技与金融相结合。我们的研究院主要是通过科技平台、投资平台、孵化平台来使科技与金融结合。首先通过投资把一个技术或专利变成股权，我们投资的股权一般不是很多，在20%左右，这里有一个理念叫“民营的马拉国有的车”，研究院是国有的，车不能太重，还要准备草料，否则人家拉不动也没积极性；公司上市以后，把股票变现以后投资更多园区或更多高科技企业，形成良性循环。这些年来，我们孵化了16家上市公司，现在研究院持有股票的市值超过十个亿。

         C    国外教授大多有在企业工作或创办企业的经验，而我们的教授缺乏相关了解，这是很大的缺陷

        投身科技创业，做人做事一定要坚韧，对长期性、艰苦性、反复与失败都要有准备。我总结自己这辈子，就做了科技成果转化这一件事。其间有过很多诱惑，比如我也曾有过机会去哪个大学当校长甚至从政，但我认定了方向，持之以恒，锲而不舍。

        我举个例子，从“新型石英晶体力敏传感器”的项目产业化过程，来谈科技成果转化中的问题。我让博士生研究这个项目，做了很长时间，系学术委员会警告我，说这个项目都做了4个论文了，再做下去就不授予博士学位了，但我还是坚持做完。后来把这个投资了500万元的成果拿到广东拍卖，开价20万元没人要，降至5万元，依然没人要。我说：“算了，我们自己来产业化！”就在深圳创办企业，结果首先碰到的是技术问题。一般来说，在实验室做十个样品，从中挑出两三个性能不错的，就可以申请去开鉴定会，声称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很多成果都是这么来的，可是产品生产就不是这么回事了。总经理告诉我，产品的合格率只有30%，房间里堆积如山的都是废品。好不容易我们通过技术攻关提高合格率到90%以上，问题又来了——书生办公司，只懂技术，产品出来了，可是卖给谁？卖到哪里？我又从上海交大请来一个研究传感器并且办过企业的教授当第二任总经理。当时有一个十万台产品的德国订单，但时间要求很苛刻，我们咬牙把订单拿下来，产品打进了德国市场。这时有一家日本企业在德国起诉我们，说我们剽窃他们的技术，我们打赢了官司，进入了欧洲市场，再走进美国市场。新的问题又来了，公司的一个副总跟一个总工程师，偷偷串通香港的供销商办了个地下企业，我们向公安局举报，但举证困难，又专门组织班子来搜集证据，后来“人赃俱获”把那家公司查封了。

        在科技成果转化的过程中还可能碰到其他问题。比如，坦率说，有时国内的一些教授很难打交道，而国外教授知道成果的价值，一般会按照市场价格来谈，有的国内教授会漫天要价。我认为这里的原因是，大多数国内教授没有在企业的工作经验。再比如风险投资，现在国内也讲授风险投资，有些教授其实根本就没有做过风险投资。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大多都有在企业工作或创办企业的经验，而我们的教授缺乏相关了解，这是很大的缺陷。

         D    研究院是搞科技成果转化的，院长要是想当官、当院士，研究院就很难办好

        最后来谈谈关于大学产学研的几点思考。首先是大学生创业的问题。我建议大学毕业生、研究生到企业工作一段时间，可以换几个企业，大体上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是否适合创业。我认为人除了有智商、情商，还有“财商”，创业成功的一般都是财商很高的人。大学生创业要认清自己对市场的判断能力。从风险投资的角度来说，评估一个企业，首先看团队，第一把手如果是从市场走出来的，这种企业的存活率比较高，因为他对市场比较了解。但有一个例外，我认为网站非常适合大学生创业。可以先看看你想投资创业的这种类型的网站在国外有没有、是否成功；多考虑移动互联网的网站，适合于手机、ipad等移动平台的网站。在这个领域内创业，年轻人是有优势的。

        然后是大学教师创办企业的问题。大学应该支持大学教师创办或参与创办企业，斯坦福大学就是“放水养鱼”的做法，它有很多大楼都是创业者捐赠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高校办了很多校办产业，这在当时是科技成果转化的一个途径，促使一批教授进入企业界，对后来的科研和教学有很大帮助。当时校办产业最大的问题，我认为在机制体制上，当时大学承担了无限责任，责任也不是很清楚，挣了钱是谁的？赔了钱，肯定由大学来承担。现在的大学教师创办企业，我认为大学应该支持，但不要无限承担风险责任，另外也不要一窝蜂地创业，在美国，投身创业的教授一般都是很大牌的，有资源也有号召力。我建议学校判断是否支持一个教师创业的标准是看他能不能拿到社会上的风险投资基金，能拿到的一般比较靠谱。

        最后是大学与地方政府合作创办研究院的问题。全国有上千家研究院，但我预言，它们的存活率不一定高。我总结了两句话来说明他们的情况，“研究院不搞研究，科技园没有科技”，像深圳有上百家研究院，真正搞研究的不到10%。办好研究院有四个条件，一是位置要选好；二是要有规模；三是要有有名的主持者；四是要有人气和资金支持。据我了解，很多研究院里没有主持者，曾经有些大学研究院的院长问我，当院长的体会是什么，我问他们，第一，想不想当官？第二，想不想当院士？有的院长一听就不说话了。我们的研究院是搞科技成果转化的，院长要是想当官、当院士，研究院就很难办好。大学教授的目标不一样，我的目标是做一些能发挥自己特长的事，能带动中国产业的事，挣钱也要挣得光荣。

        本报记者吴云青根据冯冠平教授3月15日在东南大学的讲座整理

来源：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