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6月，一个由硅谷银行带领的21人考察团悄然踏上了中国的土地。
　　在投资界看来，这21人的阵容豪华程度相当惊人，囊括了包括创业邦合伙人Jim Breyer、凯雷总经理Robert Grady、DCM主管合伙人Dixon Doll等美国主要投资机构“大佬”的顶级风险投资家，他们旗下管理的资产超过500亿美元。
　　联想、百度、华为、中兴、中芯国际、当当、盛大……6天行程中，考察团马不停蹄地参访了中关村和上海的高新区企业。
　　“我们看到了全世界最具活力和创新精神的地方，这让我想起几十年前的硅谷。”考察结束后，Robert Grady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说，“我们很快会回来。”
　　此后几年间，考察团成员果然或先或后走进了中国市场。
　　资本的嗅觉最为灵敏。
　　20年前，国家高新区在一片荒蛮中起步，人才、技术、资本、市场……点滴集聚，艰苦卓绝。
　　20年后，当年的星星火种已成燎原之势，从高地眺望高地，以高端凝聚高端，那些非凡的要素已经成为大国崛起的标志和动力。

　　制度破冰：把科技创业者的激情释放出来

　　1988年8月6日，能容纳3000人的北京展览馆剧场被挤得满满当当。
　　剧场一角，国务院机关事务局年轻的公务员王文京听着台上宣读鼓励创业的“十八条”优惠政策，热血沸腾。他毫不犹豫辞去公职，借了5万块钱和朋友在白颐路租了个9平方米的房间开始创业。
　　13年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里，“用友软件(600588,股吧)”连同王文京已逾50亿元的身家。
　　同样是民营科技企业，同样是在中关村，仅仅早起步几年，陈春先、柳传志创业的艰难多了层含义。
　　上世纪80年代，计划经济依然铁幕森森，“抽屉”常常是科研成果最终的归宿。民营科技企业被许多人视作“皮包公司”，稍不小心，“投机倒把”“走私”……污水就会瓢泼而来。
　　黎明伴着“高新区”的概念到来
　　1988年5月，国务院制定《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出台，鼓励在智力密集型地区兴办高新技术开发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3年后的1991年3月，国务院批准全国26个地区建立高新区，一整套扶持高新区发展的优惠政策出台。
　　又过了1年，苏州、无锡、常州等25个城市加入国家级高新区阵营，高新区全国布局大势已定。
　　刚刚起步的高新区人，工作千头万绪，首要任务就是宣传国家政策，吸引更多有技术、有创业梦想的人到高新区“试飞”。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科技服务经济”“三免两减半”……在城乡结合部，办公条件简陋得甚至只搭了简单的帐篷就“上阵”的高新区，通过各种途径释放出强烈的信号：系列政策将为有梦想的人撑起一片自由翱翔的天空。
　　紧随各地国家高新区筹建、创建的步伐，塞北江南，蛰伏已久的创新创业热情集中爆发
　　在沈阳，东北工学院年轻的教授刘积仁在学校实验室的基础上组建公司并与日本企业合作，成立东工阿尔派音软件有限公司，成为日后中国第一家上市的软件企业东软；
　　在天津，橡胶公司力车胎厂技术员张芝泉以承包一所中学校办工厂成立天津市橡塑机械厂，着手打造橡机行业龙头赛象；
　　在成都，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李伯刚借款50万元，应用自己负责研究的“地奥心血康”科研成果，创办成都地奥；
　　在长沙，建设机械研究院副院长詹纯新带着7名技术人员成立长沙中联建设机械产业公司，就是如今在行业雄冠亚洲的中联重科(000157,股吧)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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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1991年，全国辞职“下海”的就有12万人，个体私营经济呈爆炸式增长，其中大部分体现在高新区。在北京，试验区办公室正式办公的第一天，前往登记注册的企业就达到148家。
　　今天，从每个国家高新区的特色产业和龙头企业中，很容易找到当地传统产业和科教资源的脉络，当年制度破冰的向心积聚和20年持续挖掘释放，让那些富于创新创业激情的种子，在这里长成了参天大树。

　　人才为本：托起产业振兴的力量

　　1.目光向外
　　2005年12月14日，美国纽交所开市的铃声，成就了科学家施正荣带着一台笔记本电脑创业4年走向世界巅峰的神话，也让无锡高新区“引进一个人才，成就一个企业，拉起一个产业”的引才方略收获完美案例。
　　人才是第一资源。世界上知名的科技园区无不与知名的科研院所渊源深厚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之于128公路和硅谷；筑波大学之于筑波科技城；台湾诸多大学之于新竹工业园……
　　如果科教资源相对稀缺，高新区如何破解人才的先天不足？
　　从深圳湾渔村起步的深圳高新区怎样摆脱“以贸易为主”的厄运，不再只是承接转移，抱人家不要的“孩子”？
　　“苏南模式”为无锡积累了“第一桶金”，也让土地、资源、生态亮起“红灯”，仅有一所大学又如何支撑从制造到创造转型的人才需求？
　　只能目光向外。
　　2003年1月，寸土寸金的深圳在高新区南区拿出22.6万平方米的土地，建立“虚拟大学园”。
　　10多年过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法国里昂中央理工大学……50多所中外高校加盟，市场化运作，独立运营，真正成为深圳科技产业化的支撑力量。
　　2006年，从施正荣案例中尝到甜头的无锡，推出“530计划”，在以“7+1”模式对接国内名校资源的同时，把招募领军人才的触角扩散到了世界。
　　“创业之初做保姆，创业之中做导师，创业之后做保安”“3个100，两个300”，短短几年，1000多个创新创业团队、超过3000名海外学子奔向“无锡530”，其中30人入选国家“千人计划”。
　　与高端人才相伴而来的是高端技术，是区域经济形态的升华与嬗变物联网、软件外包、生物医药、集成电路设计、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无锡渐成气候。
　　2.高地凸显
　　2001年，高新区吹响“二次创业”的号角；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2007年，自主创新上升为国家战略；2008年，代表国家人才战略的“千人计划”出台。
　　在国家转型的大背景下，宁可牺牲一点速度，也要保障将来质量的人才发展观，成为国家高新区共识。
　　“无锡530”前后，北京海外人才聚集工程、武汉东湖“3551”人才计划、上海“海外高层次人才集聚工程”、苏州“姑苏人才计划”、南京“紫金人才计划”、天津“千人计划”等针对高端人才的引进计划纷纷出台。同时，各高新区围绕各地实际完善引才机制，创造性建立了各类高端人才集聚的渠道。
　　“竞争战略之父”迈克尔•波特认为，人才集聚到一定程度会向外辐射，在区域间形成人才优势互补的合作机制及良性互动的竞争局面。多年集聚，国家高新区人才“高地”效应已经凸显。
　　截至2010年，国家高新区获得硕、博士学位人员分别为36.9万人和4.3万人，归国创业的留学人员近4.7万人，从事科技活动的人员超过161.1万人，占高新区从业人员总数的18.7%；在263名国家“千人计划”引进的海外高层次创业人才中，80%以上从国家高新区入选；全国16个国家高新区成为中组部重点支持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基地”。
　　引得来，还要留得住，用得上。
　　2005年，当邹学明放弃美国通用电气医疗集团全球副总裁一职，带着33项欧美专利归国创业时，全国各地都可以成为选项，但他最终把自己的企业奥泰医疗放在了成都高新区。除了成都给出的优越地价，打动他的还有成都可供配套的电子信息和不远处绵阳的新材料。
　　“任何区域都不能包打天下，我们偏居西南，就是要在发挥传统科教资源优势的基础上，发展对物流成本相对不敏感的新兴产业，我们的人才引进必须围绕产业需求进行。”成都高新区党工委书记敬刚的观点颇具代表性。
　　产业与人才相辅相成。今天，当产业环境已经成为国家高新区引才、留才的重要因素，高新区把招才引智的产业定位放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使人才集聚与产业集聚相互加强、创新人才发展与高端产业发展相互促进。
　　而以产业需求为导向的人才培训体系和适应创新发展需求的人才管理制度，使高新区对创业的服务早已飞跃了办理行政手续的“一站式”，而延伸到包括生活事务、创业指导、投融资、市场开拓等创业发展的各个环节。
　　2008年，当国家高新区失去了区内税收优惠这块香甜的奶酪，有人疑惑，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优秀的创业者涌向国家高新区？
　　2008年落户长沙的“千人计划”入选者、大邦生物董事长彭滢说：“因为这里的服务，这里的环境，高新区像一把伞，把不利于创新创业的东西统统挡在了外面。”

　　金融支撑：让每个创业者看到天使的笑容

　　1.呼唤春天
　　一大早，正部级的国家科委副主任李绪鄂带着一队司局长行色匆匆地赶往银行，只是为了“会见”一名普通的信贷员。一番交涉后，信贷员明白了，“只要是国家认定的火炬计划项目就给贷”。跟着在各个部委、银行总行跑了一圈的国家火炬办主任王瑞明终于松了一口气。
　　这个故事发生在1993年，《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中“银行要积极开展科学技术信贷业务”发布整整8年之后，科技贷款依然举步维艰。
　　无资产、少抵押、风险大，民营科技企业创业之初这些“关键词”，往往让商业银行退避三舍。而最早的市场化资金投入尝试，也因缺乏风险投资运行的机制基础不得要领。
　　转机出现在1998年。
　　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成思危在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提案建议，“把发展风险投资作为推动科技和经济发展特别是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基本政策”，得到中央高度重视。
　　这份日后被称为“一号提案”的建议，不仅为我国创业风险投资全面发展建立了规范，也开启了中国设立创业板的征程。
　　1999年，两片嫩芽托着的“金钥匙”为在“死亡谷”里苦苦挣扎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打开了另一扇希望之窗，我国第一支用于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政府专项基金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设立。
　　在机制利好和示范带动的双重牵引下，政府科技金融体系的搭建成为风潮，很多国家高新区积极参与其中，承担了政策建议和推动操作的重要角色。
　　据报道，仅1998年下半年，全国就成立风险投资公司43家；截至1999年8月，全国各层次的政府创业基金已达100多家，不少地方还推出了与之配套的风险投资担保基金，这些机构大都与国家高新区紧密关联或直接由高新区设立。
　　这些渠道的打通和范例的打造，成为中国的科技金融体系建立的先声。而所有渠道都打通的时候，“哪里有花，哪里就会有蜜蜂”，高新技术企业向高新区集聚，资本也随之向高新区汇集。
　　天有不测风云。
　　2000年，国际互联网泡沫破灭，中国创业板亦因此被搁置。而2005年以前，非国有股流通受阻，风投缺乏退出机制，科技金融遭遇“寒冬”。
　　“兄弟们，撑住了！"春天"就要来了！”
　　深港产学研创投董事长厉伟永远记得那个漫长的“冬天”里，时任深圳市副市长、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应力对VC老总们的鼓励。“他那么忙，但只要我们这些搞投资的人聚会，他都会来参加，释放关于"春天"的信号，让大家重拾信心，坚持下来。”
　　当市场变得有些飘忽不定时，是高新区人用激情和智慧，给那些坚守者带去温暖，让集聚的洪流虽遇低谷却不曾断流。
　　蓬勃发展的高新区企业没有辜负投资者们的苦苦坚守，创业板推出1年间，仅深圳就有14家企业上市，占全国10%，符合上市条件的企业更多达13000多家。
　　在全国范围内，截至2010年3月底，65家中小企业正式挂牌交易，融资405亿元，其中60家为高新技术企业，25家获得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支持，48家背后有VC或PE的身影。
　　2.呵护全程
　　面向市场，国家高新区的科技金融体系才能搅活一江春水，然而资本逐利，会不会因此偏离激励创新的本意？
　　“市场在运行中日渐规范，我们的行业正迎来一个大洗牌的时代，只有更专业者才能生存。”今天深创投90%的业务集中在科技企业创业前端，总裁李万寿对此感触颇深，“在规范的市场下，风投逐利和激励创新并不矛盾，因为更大的风险和更长的陪伴将意味着更高的利润。这正是政府力主市场化运作的原因。”
　　美国老牌VC们均坚守“投资30分钟车程内企业”的理念，他们认为，只有和被投企业保持密切联系，才便于监督、管理和提供增值服务。
　　2010年成立的长沙麓谷创投按市场化运作，高新区相对控股，对不符合高新区发展规划和创新激励的项目行使“否决权”。
　　“看似我们受到了限制，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名不见经传，面对竞争，长沙麓谷创投总经理廖立平却满怀信心，“背靠高新区，每10天我们的人就能把所有的5000家企业"扫"一遍，试问哪家风投能比我们更熟悉企业的情况，抢得先机？”
　　2004年，主要生产硅酮结构胶的成都硅宝科技(300019,股吧)产品供不应求，规模扩张，资金成了瓶颈，厂房是租的，设备也不值几个钱，借贷无门的硅宝科技总经理王有志“麻起胆子”找到了成都高新区。
　　在高新区的担保公司的帮助下，500万银行贷款很快落实到位，成为企业发展关键时刻的关键支撑。2009年，硅宝科技成为成都唯一一家挤进首批创业板上市的企业。
　　“银行跟我们信息不对等，但高新区了解我们企业的成长过程，了解我们的行业，他们给我们担保，银行就没有了顾虑。”王有志说。
　　只过了几年，成都的科技企业贷款有了更便捷的途径。
　　“我们刚刚跟成都高新区经发局合作开发了一款叫"科税通"的产品。企业年缴纳税款在100万元以上，无需担保，我们就能给予1000万元以下的授信额度。”今年1月，继成都银行、建设银行(601939,股吧)之后，成都的第三家科技银行交通银行(601328,股吧)成都科技支行正式挂牌营业，该行行长邓泽瑜说：“这样以前很多按照传统信贷方式贷不到款的企业，很快就能拿到他们所需要的资金。”
　　成都之后，杭州、武汉、深圳、无锡等地渐次跟进，已有11个地区成立了科技支行，借助高新区担保机构和风险资金池等机制分解银行风险，共享利益，科技支行渐渐接近硅谷银行运作机制，成为创业初期不愿稀释股权的企业融资的首选方式；
　　还有科技保险，截至目前，北京、天津、上海、重庆等12个市（区）已被确定为科技保险创新试点城市；
　　还有新三板，截至2010年2月，中关村股权代办系统已挂牌63家企业，共有12家企业进行了13次定向增发股份，融资近6亿元；目前，各地国家高新区都在积极争取进入“股权代办转让”试点范围，积极引导企业股份制改制，将其作为科技型中小企业股权流转和融资的重要平台；
　　目前，在全国高新区51764家企业中，已有上市企业870家，初步形成了以科技创新为特征的“高新区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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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走进张江，那里有“金融超市”，“总有一款产品适合您”；来到中关村，那里的“一个基础，十条渠道”，总有一条渠道的资金会和你的创业相遇；苏州的分阶段创投平台，成都的“梯形融资模式”……借助市场的力量，目前大部分高新区都已经建立了涵盖创业投资、贷款融资、债券融资、上市融资以及战略型股权投资等多层次的金融服务平台和创新金融体系。
　　高新区企业创业始终，都有科技金融呵护全程。

　　链接未来：突破时空聚合要素展开创业碰撞

　　20年的积累已经够丰厚，但国家高新区仍不过是弱冠之年，这是个充满着青春活力，飞扬着创新动力(310328,基金吧)的年龄
　　让我们再把目光投向喜欢开风气之先的深圳。
　　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发展到今天，似乎已经没有人能说清楚这是个什么机构，更多的人把它叫作“四不像”：既是企业又不完全像企业；既是事业单位又不完全像事业单位；既是研究机构又不完全像科研院所；既是大学又不完全像大学。
　　“它是介于四者之间的一个综合体、变异体和改良体。”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院长冯冠平说，它不依靠政府投入，不唯行政命令是从，不以得奖为主要目的，产、学、研、资、商相结合，融企业孵化、科技开发、成果转化、人才培养于一体。
　　2007年转战深圳，2008年6月19日，华大基因研究院被深圳市政府批准成为事业单位。
　　2010年7月13日，深圳光启研究院成立，毕业于美国杜克大学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系、年仅26岁的刘若鹏出任院长，同样被戴上了事业单位的帽子。
　　戴上“帽子”的两家机构，仍然按照市场化运营，却多了“事业单位”的优惠政策：他们不仅可以享受国有科研机构进口科教仪器设备及实验用品免征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的政策优惠；在竞争各级政府科研项目时，享受科研机构优惠政策；同时，还享受政府事业费补助。
　　“四不像”的新型科研组织的涌现，正是政府及高新区改革创新要素集聚生态的直接结果。高新区的战略胆识和敢于担当，破除了束缚创新的陈旧观念和体制弊端，打通创新源头带来的强大的活力快速转换到新技术、新产品、新市场，光照创业全程。
　　“四不像”的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成立15年来，出色地扮演了促成科研成果产业化的“红娘”，目前资产已近百亿，超过300项成果在这里实现产业化，技术创新价值超过110亿；成功孵化出600多家高科技企业，被称为“高科技上市公司的摇篮”。
　　2007年以来，“华大基因”成为出现在科技类新闻上的高频词，“第一个中国人基因组序列图谱”“国际千人基因组计划”“大熊猫基因组计划”“世界三极动物基因组计划”“万种微生物基因组计划”“中国欧盟合作肠道微生物项目”“共生体基因组计划”等重大创新和科技计划接连爆出。
　　深圳光启研究院团队成员均来自世界顶尖研究机构并且在相关领域取得过重要科研成果，在《科学》《物理学快报》等世界顶尖期刊以及国际会议上发表学术论文120余篇。科技部原部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徐冠华称，深圳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正式成立，标志着深圳在实现核心技术创新之城迈出坚实的步伐……
　　也许，这还只是些端倪，我们还找不到太多呼应，但集聚从来都是一个从历史走向未来的过程，这个过程时时考验着高新区人改革的魄力和智慧。
　　20年过去，未来还很长，国家高新区高端要素集聚历程的艰苦辉煌，它不仅体现在曾经走过的筚路蓝缕，也许更体现在即将呈现的惊心动魄。
　　面向历史，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集聚还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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