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研发组织是实现创新驱动的新生力量

 ——访科技部办公厅调研室副主任刘琦岩

《科技日报》（2012-09-23 二版）

         
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创新大会精神

        编者按 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破除一切束缚创新的思想观念桎梏和体制机制障碍，最大限度解放和发展科技第一生产力。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不仅是破解我国转型发展深层次矛盾、科技体制机制存在问题的迫切需求，也是应对世界新科技革命、抢占产业制高点的战略契机。从本期开始，软科学版将推出系列报道，邀请业界专家围绕新型研发组织、科技与金融结合、企业主导的新兴产业链、创新型产业集群等主题进行解读。敬请读者关注。

        十二年前，为推进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所开创的研究，几名科研人员离开国有科研机构，创办了一家全新的科研机构。十二年后，这家研究机构几乎成为基因组研究领域的一个奇迹：科研人员由不足10人增加到近4000人；每个月至少在《自然》、《科学》、《细胞》等国际一流期刊上发表一篇论文，且论文数及引用率位列国内第7。这家科研机构便是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高效率的创新使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为中国和世界基因组科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奠定了中国基因组科学的国际领先地位。

        深圳华大基因并非孤例。近年来，我国涌现了一大批新型研发机构。通过体制机制和管理创新，它们在开展科技研发、促进科技与经济结合、服务发展、培育创新人才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在今年7月召开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提高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那么，这些新型研发机构的发展对于加快科技体制改革、完善国家创新体系有什么借鉴意义？传统科研院所改革又路在何方？为此，本报记者专访了科技部办公厅调研室副主任刘琦岩。

        科研院所和机构是创新的重要源头

        科技日报：您如何评价科研机构在建设创新型国家这个大目标中所能发挥的作用？

        刘琦岩：从某种程度上说，科研机构、研发组织的水平代表着民族文明的高度，代表人类在发展前沿的探索和努力。仅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考量科研机构的作用还不够。人类科学发展曾经历过“科学骑士”时代，当时科学家个人的力量影响着科学史的进程。但随着人类所掌握的知识越来越丰富，科学研究所需要的能力和资源越来越多，科学研究便越来越多地以组织的形式展开。“大科学”时代更是如此。近现代的科研发现发明大都出自各类实验室、科研院所、企业以及大学，也说明了科研机构在近现代科学研究中发挥的主流作用。在推崇自主创新的时代，我们需要大师，但更需要创新的团队、创新的科研机构。这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要求。

        从创新型国家的角度看，科研院所和机构是创新的重要源头之一，体现着国家的战略能力、综合实力和影响力，是创新型国家建设中的核心力量。

        科技日报：上世纪90年代，中央对应用开发类科研院所实施了企业化转制。转制以来这些科研院所的发展情况如何？

        刘琦岩：上世纪90年代的改革所涉及的242家院所当时都是各行业的排头兵。这次改革是近二十年来世界范围内一次很大的科研力量调整，对全球科研力量布局都有影响。企业化转制使这些原本靠争项目的院所转变为自负盈亏的科技型企业，激发了它们的创新活力。改革十多年来，这些企业承担的国家重点项目没有减少，还承接了更多来自市场的项目，企业创新能力更强了，具备了引导行业技术进步的力量。改革有力地促进了科技与经济的结合，使市场配置科技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得到初步确立，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得到明显加强。

        当然，在发展过程中，这些转制院所也遇到了共性技术研发、基础技术开发等新问题，它们正在以技术联盟、产学研用相结合等方式进行新的探索。

        “四不像”模式赋予新型研发机构多方面的发展优势

        科技日报：近期全国科技创新大会的召开，对科技界提出了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要求。对科研院所、研发机构来说，这意味着它们面临着什么样的新形势？这对院所本身提出了哪些新要求？

        刘琦岩：全国科技创新大会掀开了我国从科技创新大国迈向科技创新强国新的一页，科技改革与发展面临着新的态势。做实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是本次改革的核心目标之一。院所按照新目标、新要求应自觉定好位，服务改革大局，在关键技术供给、自主创新能力提高方面做出贡献。

        在院所改革方面，有一个方向值得考虑。2006年颁布的《国家科学和技术发展中长期规划纲要》曾提出建设现代院所的任务。这个问题迄今没有完全破题，下一步我们要加快步伐，构建符合中国特色自主创新体系的现代院所制度，特别是在科研院所的决策治理、选人用人、资源配置、绩效评价等体制机制上开展探索和改革。

        例如，在内部管理方面，科研院所过去实行的是课题制。随着科研规模越来越大，需要组合的资源越来越多，科研渗透到产业上下游的环节越来越多，单纯使用课题制已不太合适。特别是在执行重大课题时，需要集成全院所乃至社会的力量来联合攻关。近年来，科技部对国家科技计划项目推行“法人责任制”，就是希望在这方面做一些探索。又比如在选人

        用人方面，新形势下的科研项目需要更大范围的合作、更大程度的开放流动，这对人才使用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对于科研机构内部的创新文化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可以说，科研院所面临的改革，不仅是改机制，还要改观念、改文化。

        科技日报：近年来，深圳华大基因、光启研究院、北京生科所等一大批新型研发组织纷纷涌现。它们在科技研发、成果转化、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显著进展，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您认为它们与传统科研院所的最大区别和特点是什么？

        刘琦岩：有四点明显的不同：一是这些新研发组织是按照一定章程和理事会治理模式发起成立的，是去行政化的。二是研究机构的定位有着明确的使命导向和超越意识，计划体制下的院所多是比照国外同行，目标是追上它们，但新的研发组织是准备做国外还来不及开展的研发。三是利用灵活的机制组织配置各方资源，以联合共赢方式争取各方支持，朝着既定方针，实现快速成长。四是以科学的评价形成正向激励来选人用人。无论是定位于基础研究，还是定位于技术前沿探索和应用，这些新型研发组织都以发展需求为出发点，形成了符合科技发展规律的运行机制。例如在成果考核时，定位于基础研究的研发组织设立有利于自由探索的考核机制，以推动科学研究的实际贡献来评价研究成果；定位于应用开发的研发组织则强调市场导向，以满足产业需求为目标，以对产业发展的贡献来考核研究成果。这些举措都使研发效率和科技服务社会的能力大大提高。

        科技日报：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是一家成功的新型科研院所，在短短十五年间达到资产20多亿的规模，并孵化出600多家高科技企业。该研究院曾经用“四不像”来形容自身的发展之路。您认为这个“四不像”模式论对于新型研发机构来说有普遍性吗？

        刘琦岩：灵活的发展模式也使新型研发机构能快速实现资源组合。正如“四不像”模式所总结的，很多新型研发机构都是集企业、科研院所、教育机构以及金融组织的功能为一身的，或者与不同类型机构建立了紧密的联系。

        这种“四不像”的特征使它们在面临市场机遇时更加主动，能迅速调动和整合各方面资源，把看准的业务做大做强。这非常适合以创新为目标的组织，使它们面向新目标实现知识和技术的发展。以华大基因为例，基因测序是其核心业务内容，围绕这项内容它积累了大量前沿知识，也获得了良好的市场回报。传统科研院所的发展模式决定它们不能抛弃原有架构和组织，将资源完全倾注在一个新兴、发展前景尚不明朗的方向上。

        新型研发机构越多，科研院所改革就越顺利

        科技日报：结合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的目标以及我国科研院所面临的新形势，新型科研组织在破解传统科研院所面临的发展瓶颈方面有什么优势？

        刘琦岩：要实现在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目标，必须大幅提高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引领能力。新型研发组织是实现创新驱动的新生力量。

        当前涌现的绝大部分新型研发组织其实都是现实需求的产物。比如，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诞生于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的需求，重庆科学技术研究院诞生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还有大量以成果产业化为目标的工研院诞生于社会对公共技术服务活动的需求。需求导向性使它们能够据此设计合理的组织结合、明确功能定位和研发任务，使研发效率大大提高。

        正如因为有了民营企业，我们国有企业的改革变得更顺利。科研院所改革也是如此。新型研发组织立足市场需求、创新体制机制，为科研院所改革和现代院所制度建设提供了有益探索。这些组织越多，科研院所改革就会越顺利。

        传统科研院所实际上与这些新型研发组织面临同样的机遇和挑战，如很多风险投资也上门来寻找项目、寻求合作，但它们就是没有像新型研发组织那样采取基金的模式，把这些金融资源变为自己发展的后盾。新型研发组织给传统院所的另一个启示就是“去行政化”。传统院所在发展中受制于行政编制制约难以施展手脚。总是有多大级别就想多大事，靠增量盘活存量。孰不知，内部越是充满矛盾，越是需要借助外力推进改革。

        科技日报：由于有着令人惊叹的创新效率，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多媒体实验室被称作多媒体行业的风向标，成为各国创新理论界竞相研究的对象。您认为在现代院所建设方面，国外有什么可以借鉴的经验？

        刘琦岩：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多媒体实验室代表高校创新的一个重要模式——跨学科研究与创新。近年来发达国家在高校涌现出一批优秀的研发组织，比如IMEC中心、Living Lab等等。这些研发机构大都设置在大学内部，有的还是多个大学的网络，并非独立的研发机构。但它们的创新效率远高于高校中传统的研发机构，其中的原因在于大学赋予了它们很大的自由度，可以根据需要有效调配资源、搭建平台，使它们在面向新技术、新市场时具有非凡的灵活性和创造性。

        目前我们正处于现代院所建设的中间阶段，大量新型院所涌现，传统院所也在探索新的发展道路。对于这些变革，我们要以开放的心态面对，赋予它们发展的自主性和灵活性。在新型研发组织发展方面，对于它们的最初组织形式、最终结构我们都可以不加以限制，让它们在市场中根据需求自己选择、发展。

        有人担心，“四不像”的特点是否会让新型研发组织跑偏，它们是否在利益的诱惑下抛弃创新的初衷而走上其他发展道路。这种担忧没有必要。我们应该坚信，一个创新型组织的本性是由其“基因”决定的，从长远看，是知识决定资金的走向。无论新型研发组织未来如何发展，必然按照这条规律。有了创新的基因，知识就有了活水源头。

记者:徐玢

来源： 中国科技网